October 4, 2022

無菸跨界戰:信息製作過程中的文字刪減


互聯網是對抗極權主義的武器還是政府的監視?上世紀末,互聯網剛剛萌芽,在當時是無限自由的代名詞。但在短短十年左右的時間裡,獨裁政權引進了新技術,建立了互聯網審查系統和防火牆,重新控制了信息,甚至發動了跨界信息戰。台灣成為國外虛假信息的目標,我們該如何應對信息攻擊? 《幽武之學》採訪了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林宗宏,與廈門大學政治學院張俊志副教授合作,利用153個數據進行國家互聯網審查和公民社會能量。分析了相互作用。國家。

免費的在線世界使我們能夠團結起來進行革命

有傳言說,隨著我們進入千禧年,中國將開始建設中國的防火牆,以全面控制互聯網上的信息流動。 “那我祝他們好運。這就像把果凍釘在牆上,”時任美國總統的比爾克里頓笑著說。

大約十年後,通過社交平台的快速連接,一場從互聯網上燃起的熊熊烈火,竟在2010年底在北非和中東掀起了一股“阿拉伯之春”革命浪潮。突然間,互聯網成為了組織和動員新阻力的支點。虛擬世界整合使我們能夠支持對更美好未來的想像,創造屬於人類的明天。

“從占領華爾街到阿拉伯之春的向日葵學生運動,當時的主流觀點是,互聯網幫助年輕人建立了抵抗力,獲得了社會資本,”社會研究所的一項研究說。林中鴻。 ,學術界。

2010年底,突尼斯爆發茉莉花革命。新興的移動網絡和社交媒體有所幫助。人們通過手機迅速連接,分享照片和信息,並在北非和中東發起了一系列民主抗議活動。以及被稱為“阿拉伯之春”的多國獨裁統治的垮台。圖為2011年人們在埃及街頭抗議。圖│ iStock

“數字烏托邦”的夢想正在甦醒:技術決定論 vs. 獨裁進化

隨著“網絡烏托邦主義”的盛行、數字技術的成熟以及人口在阿拉伯春天浪潮下的增長,民間社會被認為變得更加強大。

烏托邦主義者基於技術決定論,樂觀地認為互聯網的興起可以打破專制政權的信息壁壘,放鬆原本由政府控制的單向信息來源。人們不再被動地獲得信息,而是可以自由地共享信息、快速連接並通過 Internet 呼籲採取集體行動。對於公民社會而言,互聯網可以說是一種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賦權工具。

但當革命那一刻的激情消退時,那些專制國家並沒有從歷史舞台上消失,最初史詩般的網絡烏托邦的想像沒有改變。

短短幾年間,專制國家控制、約束和操縱信息的技術已經完全進化,甚至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信息政治經濟戰略。換句話說,今天的果凍不僅被牢牢釘在牆上,就連牆壁的大小、形狀和外觀,也大多是信息獨裁者玩弄的!

結果又引起了一場爭論。面對新技術的突破,獨裁政權重新進化,使用新的工具來對抗互聯網帶來的自由的影響,並再次通過高潮加以遏制。互聯網的審查和監視程度。公民社會的力量。

互聯網將再次改變,成為專制政權的綜合工具

之前普遍樂觀的烏托邦期望如何導致他兄弟的噩夢般的和意想不到的後果?

林宗宏指出,2010年左右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在此之前,互聯網的興起無疑產生了強大的影響,大多數威權國家的互聯網覆蓋率遠低於民主國家,這意味著政治體系感受到並限制了數字技術的威脅。 . “但在阿拉伯之春爆發幾年後,專制國家的互聯網覆蓋率迅速增加,不僅超過了世界平均水平,而且最終達到了民主水平。”

根據林宗宏的研究,這次突破並非巧合,而是當權者的蓄意反擊。

過去,政府的措施是限制上網,遏制互聯網的傳播,但從2012年左右開始,中國、伊朗、埃及、土耳其、俄羅斯、泰國和馬來西亞等較負盛名的國家逐漸建立了互聯網審查制度。安裝系統,形成強大的穩定防火牆,可以隱藏和扭曲消息。換句話說,國家重新控制了信息。因此,即使互聯網變得越來越流行,它實際上也是各國遏制監視的必然工具,甚至是強大的工具。

例如,在 2011 年的示威者中,埃及使用了全國斷開連接的方法來阻止示威者連接。但此後,政府大力投入技術資源對互聯網進行監控,網絡限制和斷網不再是政府採取的措施。

圖為全球153個國家的網絡和手機覆蓋趨勢。 2010年之前,專制政體中互聯網和手機的比例遠低於民主政體,之後迅速增加,分別超過2013年和2010年。圖│有武的研究(來源│林宗宏)

林宗宏指出,以往關於國家如何干預和建立一套完整的信息和政治體系的研究一直很差。有宣傳傳播理論可以引用,但缺乏系統的信息政治經濟學理論。 2019年,兩位政治經濟學家謝爾蓋·古里耶夫(Sergei Guriev)和丹尼爾·特雷斯曼(Daniel Treisman)提出了“信息獨裁”。專制國家在信息審查和政治宣傳方面投入越多,他們生存的可能性就越大,推翻的可能性越小,血腥和暴力的可能性就越小。我發現這一點。它構成了一個簡潔的理論框架,清楚地解釋了威權國家加強信息審查和操縱的動機。

國家互聯網審查:壓制公民社會的黑手

然而,林宗宏表示,雖然現有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信息審查如何影響政治變革,但關注變革的宏觀過程,但在公民社會中,我們認為我們忽略了抑制活力等中間影響機制。因此,林宗宏與廈門大學政治學院副教授張俊志合作,引用了瑞典哥德堡大學V-Dem數據庫(Varieties of Democracy)的一項大型跨界調查,我得到了。我們正在調查來自全球 153 個國家(1995-2018)的在線審查。對公民社會的影響。

該研究還使用交互式固定效應模型對 2011 年至 2018 年互聯網審查增長超過 10% 的 34 個國家進行了調查。例如,2017 年網絡審查的有效性將核心公民社會指數削弱了約 8%,清楚地顯示了兩者之間的相關性。根據研究,這個國家的互聯網審查制度無疑是減少公眾參與的一個重要因素。

“我們的研究表明,互聯網的覆蓋面與公民社會的活力和政治制度是分離的。”林宗宏說,在有名望的國家,互聯網技術是推動新興經濟體和科技產業的工具。但我分析說,它也是消除它。公民社會的武器。

2011 年至 2018 年間,全球互聯網審查增加了 5.6%。中國、伊朗、土耳其和埃及是審查制度增長最快的四個國家。它被阻止了。圖│有武的研究(來源│林宗宏)

互聯網審查與公民社會指數的關係呈U型,甚至在互聯網審查迅速增加的國家,公民社會指數也出現了大幅下降(密切相關的土耳其公民的能量)、急劇下降等。 )。由政府建立審查技術)。此外,本研究使用模型計算來表明互聯網審查實際上會破壞公民社會。尤其是在專制政權下。圖│有武的研究(來源│林宗宏)

林宗宏的比較研究大部分集中在互聯網對政治變革的影響上,概括地描述了威權國家利用技術操縱和解散公民社會的策略,我坦率地說,我忽略了它。 “互聯網的飛速發展最初對威權國家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戰,但這些政府迅速展現了韌性,有效遏制了公民社會的持續增長和潛力。我學會了靈活地利用技術解決公民社會風險。”

以中國為例,習近平上任後成立了“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大力加強網絡審查技術和信息防火牆。普通人可以通過互聯網表達個人意見、商務、聯繫親友、批評政策等,但不應被用來發起社會抗議。其背後嚴格的審查機制,包括某些關鍵字,仔細監控用戶行為,以防止集體行動的火焰。

哈佛政治學家加里·金等人給出了經典的解釋。中國網絡審查的重點不是防止公眾批評政府,而是防止和防止動員的可能性,即禁止人們聚集。發起子簽名、請願等的群眾。抵抗或更激烈的政治行動的內容。

信息操縱的雙手策略:減少信息,增加信息

林宗宏進一步分析了威權國家進行互聯網審查的兩種策略。

第一個是減法。簡單的說,上面提到的刪文、斷網、屏蔽關鍵詞是專制國家常見的審查方式。重要的是要“減少信息”,屏蔽越過政治紅線的新聞和討論。但這只是信息操縱的一方面。

另一種方法是添加或“添加信息”。目的是為了引起人們的注意,包括散佈虛假信息,選擇性地披露足夠多的信息以扭曲或模糊原來的焦點,或者故意傳遞溫暖、積極的精神雞湯。根據 Gary King 等人的另一項研究,中國的網絡司令部行動不會直接抵消不鼓勵政府的信息。問題的力量正在減弱。

威權國家使用兩種減少和增加信息的方法來引導和操縱社會可用的信息以實現治理目標。

是否有可能通過群體免疫向信息戰發送虛假信息?

但林宗宏提醒我們,類似的業務並不局限於中國。威權國家也向外部世界投射,尤其是針對潛在的敵對或競爭性民主國家,例如病毒攻擊、服務器癱瘓和互聯網斷開連接。同時,他們也使目標在國內偏袒,並放了大量虛假信息,以製造情緒上的爭議。它導致社會變得認知癱瘓。

林宗宏解釋說,這種干擾方式有其特點。 “我們的另一項研究系統地發現,只要周邊地區存在領土爭端的威權政權,對民主的攻擊頻率就會顯著增加,但相對具有權威性。民主政權並沒有受到同樣數量的攻擊。”換句話說,這種攻擊是單向不對稱的,來自專制政權。信息戰已被用作國際事務中的進攻性武器。

如果一個國家與鄰國沒有領土爭端或被民主包圍,那麼向該國拋出的虛假信息的比例就會大大降低。

被攻擊國家的另一個特點是選舉時期。 2017年法國總統大選,重傷馬克龍的假新聞出現在大選前的最後一刻,由多個假外國賬號散播。同樣的情況出現在特朗普和希拉里克林頓的 2017 年總統大選中,當時來自馬其頓的外國網絡勢力製造了大量假新聞發動攻擊。圖│維基媒體

然而,民主國家的信息本質上是多種多樣的。信息戰攻擊真的構成威脅嗎?還是社會最終形成“群體免疫”,我們是否需要過度擔心?

林宗宏不同意這種看法。根據他正在進行的研究,2020年的數據顯示,一個國家的虛假信息量越大,該國的疫情就越嚴重。英國最近的研究還表明,虛假信息會阻礙疫苗接種。 “如果信息戰產生後果並造成社會危害,我們如何實現群體免疫?”

至此,林宗宏已將理論圖景大致拼接起來,希望對信息操縱背後的整體面貌有更全面的了解,但需要突破的環節還有很多。哪些更容易被操縱,包括民主和專制政權?運營結構和結果之間有什麼區別?哪個社會階層對它更有利?這些都是將來會組織起來的部分。

台灣跨界虛假信息攻防戰 對抗密集的外國網絡攻擊

根據 V-Dem 跨境調查,台灣在 2018 年對 179 個“海外虛假信息攻擊”國家的調查中排名世界第一。面對威權國家不斷推進的力量,林中宏不再像過去的數字烏托邦主義者那樣樂觀,但他並不絕望。

“我們看到的是循環的結束。公民社會的興起得益於互聯網。之後,國家管理越來越多的資源,投資審查技術,壓迫公民社會。這意味著最初的樂觀是錯誤的,但隨著未來的技術突破,下一個週期可能還是會出現。”

但他強調,不應僅僅基於烏托邦或反烏托邦的想像來面對它。 “人們必須干預科技的發展。這是權力鬥爭的一部分,也是民主的一部分。如果你不參與,你就是搭便車,最終會被支配。可能。”

2018年瑞典V-Dem被假洋信息攻擊跨境調查,0-4(亮到深)代表嚴重程度,0(亮)代表分佈最頻繁,台灣在179個國家中排名第一。圖│數字社會計劃

你能具體做什麼? 林宗宏提出了三點建議。

台灣民主基金會2019年的一項調查顯示,65.7%的民眾認為虛假信息對台灣民主極為有害,信息戰的威脅無處不在。政府需要更深入地了解基礎研究、數據和情報收集,以便根據實證研究結果建立保護體系。

二是主動公開調查結果。除了專門的事實核查機構,民間社會還可以動員自己的組織。例如,如果醫學會發現醫學謠言,它將率先澄清並提供正確的信息。

第三,虛假信息攻擊的受害者俱有共同的特點,例如與外界接觸較少,信息獲取渠道不足。因此,政府應該想方設法彌合數字鴻溝,幫助更多弱勢群體培養閱讀信息的能力。

信息時代,真假難辨。 林宗宏說,隨著虛假信息的種類和來源不斷多樣化,國家、公民社會和研究人員都需要繼續尋找不同的政策工具來完成這個複雜的難題。我總結道。一個快速的解決方案。團體。

*本文允許轉載自有物(中央研究院)官網。自查/原標題:無菸的跨境戰爭:審查、刪除、製造信息與信息獨裁的雙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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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來源: yahoo